一段时期来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在我国部分地区流行，为了控制疫情社会各届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在大家努力下非典疫情基本已被有效遏制。在所有阻击非典的措施中，对非典病人及疑似患者的隔离治疗是所有措施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做法有《传染防治法》做为其法律依据。通过这一事件，医患法律关系的另一个特点显现出来 ，即医患之间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患者不是消费者。

　　一、问题的提出

　　患者是不是消费者这一问题的提出始发于两个动因：其一，消协可否介入调处医疗纠纷；其二，医患纠纷中患者可否要求双倍返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94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依据这一法律规定1985年在我国已成立的消费者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至九十年代初我国消费者组织在县以上行政区域已基本普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网络初具规模。消费者协会成立以后围绕市场经济下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了大量工作，尤其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促进消费者建立科学的消费观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全社会唤醒了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消协因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与消费者权利意识上升的同时，全社会的公民的权利意识同步上升，患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同样日益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患者对医疗结果的期待值提高了，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医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医疗行政部门处理纠纷的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谁来处理医患之争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消费者协会的参与自然而然地被提及。王海做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后第一个试尝依据该法第四十九条向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主张双倍返还的消费者，其知假买假并依法索赔的行为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王海现象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独特现象。前有车后有辙，一些患者在一些纠纷中同样想到了双倍返还问题，基于以上两个因素一些患者积极主张患者就是消费者这一观点，消协也不失时机地介入医患纠纷以保护患者“这一特殊消费群体”；与此相反医疗从业人员否认医患之间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医患之争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争议由然而起。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规定患者是消费者

　　长期以来，患者是不是消费者的争论有很多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明文规定患者是消费者。我国是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成文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法律渊源及法律适用均由法律明确规定，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明确规定该法适用医患关系；不仅如此有立法和司法解释权的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均未做出立法或司法解释称医患之间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我们说医患纠纷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国际上大都不认为患者是消费者，做为大陆法系鼻祖的德国及民事法律比较发达的法国均不认为患者是消费者；我国台湾地区仅有个别判例认为患者是消费者，这些判例出现后台湾医师公会进行强烈反对其后台湾地区的医患之争亦未再适用台湾地区的“消保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对消费者给出明确的定义，因此一些人称医疗行业就应当包含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之列，事实上这是对医疗服务的一种误解，关于服务的定义，芬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让我们明确看清消费者的内涵，芬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该法所称商品包括消费性货物及消费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包括修理业、旅游业、文化业、运输业、货物储藏及保险业等，由此可见医疗卫生业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业之列；印度198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列明了该法所称服务的内容，医疗行业未在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服务之中。因此我们说从与世界接轨的角度，患者也不是消费者。

　　三、医患关系的特点决定了患者不是消费者

　　消费者与经营者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关系，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保证得到可供商品和服务的权利，消费者的上述权利在每一个消费行为中都可以也都应当得到落实，反观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述权利则难以简单地套用。

　　同消费者与经营者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一样，医患之间也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合同关系，但是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这一合同关系表现出了其他任何合同关系都不具有的特点，这表现在：

　　1、强制缔约：这是公法对医患合同关系进行的限制，这一特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任何情况下医方无权拒绝患者的治疗要求。若病人的病情超出了医生的专业或治疗能力，医生有义务指示患者转医，但对危重病人必须就地治疗，不得拒绝急救；其二，当患者为甲类传染病或疑似甲类传染病时，医方有权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和强制隔离，显然一般的消费关系不具有这一特点。

　　2.医疗服务合同的标的是抽象的诊疗过程而不是保证医疗结果：一般消费的目的均可要求一定的结果，但是这一目的在医患法律关系中难以实现，因为现代医学科学尚不能满足人们的所有要求，医护人员在医疗服务合同中只能保证尽最大的努力，除美容整形变性等特殊医疗服务合同外，要求医疗服务合同达到一定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

　　3.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有一定的治疗决定权也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另一大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求医生在进行重大侵袭性医疗行为时尊重患者的最终决定权是目前医疗界的共识，这也是法治社会对患者人格权尊重的体现。但是请不要忘记在医患法律关系中，毕竟医生掌握专业知识，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医生仍可决定治疗方案的取舍，这在其他消费行为中是不能想象的。

　　4.医患之间是高度合作的关系：医患服务合同的另一大特点是双方在一个合同关系中目标一致，这与其他消费关系也显著不同。

　　从医患法律关系与一般消费合同的显著差别我们可以看出，医患法律关系有很多与一般消费关系显著不同的特点，医患之间不是简单地买与卖的关系，二者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建立起来的高度协作信任关系，医患之间不能简单地用一般消费合同来衡量。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政府实施的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事业，我国医疗收费尚未实现按成本收费，特别是医疗服务的客体是人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在医患关系中患方支付的诊疗费（而非药费和器械费，关于药品与器械笔者将另行专门论述）是一种难以量化的东西，因此医疗纠纷的双倍返还要求不具有公平性，不应在医疗纠纷中简单地套用。

　　四、全社会都应大力保护患者的权益

　　谈到这里我们反过来提一个问题，患者不是消费者其权益是否就难以保障？答案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已相应完备地建立了医事法律制度，不是消费者的患者其权益一样可以得到保护。

　　首先，我国《执业医师法》已经颁布实施四周年，《执业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该法明确规定了较高的从业要求，其目的就是从人员素质上把好进门关以确保患者生命健康权。

　　其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对广大医护人员及医疗机构提出了较多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了患者的合法权益，该《条例》也规定了医患纠纷的索赔途径及赔偿标准，其规定是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最后，依据《医师法》中国医师协会已经成立各地方医师协会也在逐步建立，医师协会的建立是与WHO相适应的一个发展趋势，协会的重要目的是加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加强行业管理就是维护患者的权益，而医师维权决不是以患者权益被侵害为前提，医师维权的最终目仍然是保护广大患者的利益，医患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没有任何经营者可以强迫消费者缔结合同，医方则可在一定条件下对特殊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目前的“非典”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一般的消费关系，医患纠纷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大消费者协会为患者提供保护的初衷值得肯定，但不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医患之争，患方的权益同样能够得以保障；虽然我国的医患关系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相信随着医师执业环境的改善，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深入开展，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终将实现！